對扶貧發展的概念反思

在評估雅安地震重建項目時，作者(右一)與村民進行訪談。

圖 / 文：葉婉芬  項目評估與學習幹事

有些親戚朋友知道我在樂施會工作，就以為我的工作是去到貧民區或災區派發食品、又或者送給貧窮的農民一些鷄、羊和牛。他們都以為，扶貧發展工作就等於慈善和救濟。慈善和救濟工作為最脆弱的人提供即時援助，當然是很有需要。但如果我們想真正長遠的消除貧困問題，單單是慈善和救濟的工作是不足夠的。

貧困者更渴望得到平等的機會

單純的救濟的不足之處是不具備可持續性，而受助者長期依賴外來援助更是治標不治本，就像不為偏頭痛找出病因，又不停吃止痛藥一樣，最終產生對藥物的依賴性之餘，又沒有解決病源問題。

雖然救濟工作給予最緊急的援助，但過程卻很容易把受助人視為被動、無助和需要被可憐，忽視了受助人的尊嚴、能力和應有的平等權利。我過去的工作經常接觸到受貧困影響的人，讓我明白他們需要的其實只是平等的機會和看待，讓他們能透過自己的努力作出選擇和發展自己，這是你、我、他、她都應該享有的尊重、權利和義務。

扶貧和政治不應拉上關係?

那我們可以如何不只做救濟，又能有效解決貧窮問題呢？我的答案是和人們一起從制度裡思考，一起用自己的力量推動結構性的改變，它可以包括社會觀念和政策制度的改變。

但一談到倡議、推動政策改變，便很容易引起部份人的誤解。近期在不同的社會討論中我常聽到這樣的觀點 – 「不要把民生議題政治化」。每次聽到這個說法我都在想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政治化」？根據美國明尼蘇達州大學政治學系教授W. Phillips Shively的解釋，「政治」是指一個群體中的一部分人，通過權力為另一部分人制定共同政策的行為。

作者(左三)參與在雲南省大理市洱源縣舉行的一次的教師培訓項目評估活動時與老師們合照。

事實是，我們每天的生活都受到「別人為我們做的共同決策」所影響，基層退休長者今天可以買什麼餸菜取決於政府給他們多少津貼和退休保障﹔低收入少數族裔家庭的兒童能否得到公平接受教育的機會，並將來在職場上公平競爭，視乎教育政策有否給予他們學好中文的機會﹔內地的外來工子女能否入讀政府公辦學校受城鄉戶籍制度影響。

種種日常生活例子都表明，社會上許多的民生議題和問題都跟政策和制度息息相關。既是息息相關，就不存在把「把民生議題政治化」這說法了。相反，有效的扶貧發展工作要從制度去思考和入手，亦需要我們有更多的「政治觸角」，即對政策、制度本身和其制定過程中涉及的權力關係有更深入的了解。

扶貧與政策、法律和社會制度

每個人都有權利參與及影響那些影響他們生活的決策過程，並平等享用社會資源，這是我個人的信念，亦是我工作機構的信念。我亦相信這個權利需要政策和法律的保護，因此我看到相關研究、倡導和游說工作的價值。亦因為這些信念，我看到公眾教育和為公眾創造參與空間的重要性，讓社會大眾有機會了解貧困及不平等，與政策、法律和社會制度之間的關係，讓我們都願意並有能力和渠道去行使公民權利，在政策制定和決策過程中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願。

最近看到的一篇名為「少了正義，慈善只做一半」的文章，內容提到「對公益組織和捐款人來說，不問脈絡的慈善式捐助和給予，即使初衷可敬，然而一味逃避討論不公不義、拒絕政治參與、不去分析問題的成因與歷史脈絡，只選擇將受助者表面的可憐處境直接『問題化』，許多時候不僅對問題毫無助益，甚至可能強化社會偏見與迷思，成為間接加害者，甚至鼓勵了捐款人的無知。」我對此深有同感，亦相信很值得各發展工作者反思。

葉婉芬：2007年開始在國際人道救援及發展組織工作，2015年加入樂施會，負責協調中國項目的監測與評估工作和相關的學習。個人研究興趣包括 社會參與、權力、反思實踐和行動研究。喜歡小朋友、語言、舞蹈和所有戶外運動，尤其是游泳和登山。